2025年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判决，将娃哈哈百亿遗产争夺案的首战结果公之于众：娃哈哈现任董事长宗馥莉败诉。这场由自称宗庆后“同父异母弟妹”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发起的诉讼，不仅揭示了中国饮料帝国深藏的家族秘辛，更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传承观念中激起千层浪，直指“人治”与“法治”的深层矛盾。

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宗庆后生前口头承诺与书面遗嘱的冲突，以及总金额高达21亿美元的境外信托的归属。原告方声称，宗庆后曾于去世前一个月手写指示，要求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三个境外信托，每个7亿美元，分别以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及其子女为受益人。然而，宗馥莉方面则提交了一份2020年设立的遗嘱，明确表示宗庆后所有境外资产均由独女宗馥莉继承，其他子女无权主张。香港高院在审阅相关证据后，判决宗庆后确曾委托宗馥莉设立上述境外信托，且这些信托被设定为不动本信托，即信托资产本金不得动用，只就利息收益进行分配。宗馥莉因此被法院发出临时禁止令，限制其处置香港汇丰银行账户中的任何资产，并被指令在7天内说明已转走的108.5万美元资金去向。这场判决与宗馥莉方面提交的遗嘱内容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可能动摇娃哈哈的内部稳定与市场信心，更将引发中国高净值人群对家族财富传承规划的深层反思与行业变革，促使更多人关注法律工具的完善与家族治理的透明化。

宗馥莉的败诉，并非偶然，它直指中国“创一代”在财富传承上的普遍困境：重人情、轻契约。宗庆后晚年曾在私人场合承认三名子女的“宗氏血脉”，并口头承诺“不会亏待”，这与他2020年书面遗嘱中“本人所有境外资产均由独女宗馥莉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任何权利”的表述形成了鲜明对立。这种“言出法随”的个人权威凌驾于严谨法律文件之上的观念，导致了传承安排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更甚者，宗馥莉方面提交的遗嘱见证人清一色为娃哈哈集团副总裁潘家杰、财务总监方强等核心高管，无任何家族成员在场签字，这种“利害关系人”见证的模式在法律专家看来可能构成程序瑕疵，影响遗嘱效力。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发布的《2024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显示，高达68%的民营企业家未订立正式遗嘱，其中80%受“忌讳谈论身后事”的传统观念影响，这正是中国“创一代”普遍存在的“人治”思维在财富传承领域的集中体现。他们习惯于凭借个人威望和口头承诺维系家族关系与财富分配，却忽视了现代法治社会中书面契约和程序正义的基石作用。

家族信托，作为一项在西方传承百年、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财富传承工具，其“风险隔离”与“资产保护”功能被广泛认可，常被誉为守护家族财富代际传承的“金钟罩”。然而，宗庆后案以及此前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家族信托被“击穿”的事件表明，信托并非万无一失的“金钟罩”，其效力并非绝对。专家指出，信托设立人若过度保留对信托资产的控制权，资产来源不合法，或设立目的不合规，都可能导致信托被“击穿”。在娃哈哈案中，判决书显示宗庆后曾委托宗馥莉设立信托，且在PTC（Private Trust Company）过渡阶段，宗馥莉担任受托人的股东。然而，宗馥莉作为受托人股东却被香港高院发出临时禁令，限制其处置资产并要求说明资金去向，这正警示了委托人或受托人过度控制欲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普林信托CEO陈韬明确指出，一个成功的家族信托需要具备几个关键要素：首先，信托设立人一旦设立信托，需要尽量放弃对信托资产的控制权和支配权，这个信托才具备隔离功能；其次，如果选择境外信托，要选择信托法律健全、政治稳定的境外法律管辖地；最后，受托人的从业经验也很重要，受托人必须有相关的职业资格证，并遵循职业操守独立、公正处理信托的日常业务，而不是单纯听从委托人的指令。这要求中国富豪们从依赖个人威望和亲情维系转向信任专业法律框架和机构，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性转变。

此案的跨境特性，即香港高院的判决与原告方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另一起股权诉讼形成联动，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家族企业在治理上的脆弱性。原告方在杭州的诉讼要求分割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权，估值超200亿人民币，这部分股权是娃哈哈控制权的核心所在。全国工商联饮料业商会调研显示，2025年7月诉讼爆发以来，已有3家省级代理商因担忧“股权变动影响供货稳定性”而暂停进货，部分区域销售额下滑达15%。这种将家族内部矛盾直接暴露于企业经营层面的模式，与现代企业治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背道而驰。它迫使中国富豪重新审视股权架构的清晰性与家族治理的现代化必要性，从依赖血缘维系转向依靠制度章程保障企业稳定。宗庆后生前通过37家关联企业形成交叉持股模式，核心资产归属需穿透5层架构才能厘清，这种“模糊性陷阱”为遗产清点制造了巨大障碍，与龙湖集团吴亚军设立的双层股权结构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娃哈哈董事会成员中家族成员或旧部占比较高，独立董事比例偏低，这种治理结构导致家族纠纷直接冲击企业运营，缺乏“去家族化”的缓冲机制。

宗馥莉一败，并非终局，却是中国富豪财富传承观念变革的序章。它敲响警钟：基业长青，不在于财富多寡，而在于能否以法治的确定性，驯服人性的复杂性。中国“创一代”必须彻底摒弃“人治”思维，拥抱现代法律工具和公司治理理念，将家族宪章、股权信托、专业受托人等制度设计融入财富传承的顶层设计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财富的跨代传承，确保家族基业在时代洪流中屹立不倒，而非在无休止的争夺泥潭中耗尽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