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6月23日，南明东都承天府（今台湾台南）的延平王府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39岁的郑成功在剧烈咳嗽中攥紧龙纹佩剑，却面临人生最艰难的抉择——部将洪旭、周全斌等人跪在殿前，捧着草拟的登基诏书，齐声高呼“请王爷即皇帝位”。

郑成功知道部将的意思，仿效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自立国号，加封为皇帝。

按理来说，在乱世之中，手握重兵登基建业本来就是常事。何况郑成功占领就是固若金汤的根据地——台湾，有着军队、地盘和人心，称帝是顺水推舟……

但面对麾下文武百官隆重的“劝进”，郑成功却断然拒绝，立即暴怒，将案几上的玉玺掷向人群，厉声喝道：“此物乃烫手山芋，谁要谁取！”

这一场被史书刻意淡化的登基劝进事件，郑成功断然拒绝称帝建立新王朝，并非一时谦让，并非简单的忠诚或英雄气概，却是关乎个人命运与大局的复杂战略。

一 不称帝的底气：反清复明的“招牌”不能砸

郑成功一生的抗清事业，始终都锚定着“反清复明”的正统旗帜，一直以“大明延平王”自居，这一旗帜正是凝聚其事业人心的关键。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受明朝册封，母亲田川氏是日本人，但他本人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深明“忠君”之大义。再加上南明隆武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赐予他为国姓爷，出于报恩心理他一生也以效忠明朝为宗旨。

因此，即使在隆武二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因投清，他即使父子关系决裂，也要焚青衣投笔从戎坚持抗清。即便南明永历帝远在云南、缅甸一带颠沛流离，郑成功仍坚持使用“永历年号”，发布文书、铸币皆署“大明”，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的名义号令天下，借此吸引反清人士到他的麾下。

郑成功秉承着反清复明的理想，在收复台湾之后，不想“另立门户”，却是以台湾为基地，壮大力量，借此完成匡扶大明社稷的理想。他将台湾改为“东都明京”，设立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完全沿用明朝行政体制，正是为了彰显“大明犹存”的正统性。

可以看到，郑成功如果称帝，就会彻底颠覆反清复明的政治定位，让他从“大明忠臣”沦为“割据判臣”，等同于宣告和明朝彻底决裂，成为“割据自雄”的军阀，不仅动摇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更令当时反清志士寒心，失去最宝贵的精神号召力和道义高地。

因此，当部下劝进他“黄袍加身”的时候，郑成功本人的回应振聋发聩：

“本藩既奉永历之年号，便是承认圣驾为一国之君，如另行立国，岂不是自行分裂大明疆土，将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

因此，郑成功这一句话，乃是道破了不成帝，乃是维持政治正当性的第一道防线。一旦称帝意味着背叛南明正统，相当于自毁长城。不仅导致反清阵营分裂，更令郑氏集团原本团结在“复明”旗帜下的力量分崩离析。

二、刚收的台湾根基不稳：一称帝就会内忧外患

1662年，郑成功刚攻下台湾，虽然距离逝世仅仅一年，但这时候台湾却是内部矛盾重重，根基不稳。

如当时荷兰人刚刚撤走，汉人、平埔族、军队杂居，粮食、屯田、税赋制度都未稳定建立。于是，当时郑成功不得不在台湾设郡县、拓屯田、抚土著、定军纪，建立稳固的对抗清朝政权，这是一项艰难的工程。

因此，如果郑成功称帝就会引发这些问题：

1. 政治分裂风险

郑成功称帝，最容易使郑氏集团承受分崩离析的风险。虽然郑成功的军事集团看似强大，他本人在集团威望很高，实质内部派系林立，窝里斗严重。

当时，郑氏集团可以分为三股势力：第一股，就是跟随他多年战斗的老部将，如马信、甘辉、陈永华等，忠诚度较高；

第二股，就是原属其父郑芝龙的海盗旧部，如施琅（后降清）、黄梧等人，利益盘根错节；

第三股，就是台湾本地归附的汉族移民，包括南明朝廷册封的正规军，沿海招募的流民武装，以及与原住民首领，尚未于政治集团完全融合，存在离心。

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郑氏集团内部的思想分歧非常明显。如一些明朝遗臣坚持“挥师中原”，反攻大陆，反对偏安台湾；但一些海盗出身的将领希望“占岛为王”，享受地方割据政权之便利。还有一些基层士兵不适应台湾湿热气候，再加上军队粮食缺乏，出现抢劫民间的乱象。

如果郑成功贸然称帝，必然会激化集团派系斗争的矛盾，改变明郑集团内部的政治结构。

一些忠于南明的官员，会认为是“僭越”，自然会引发兵变；一些想争夺郑成功位置的野心家，更为借着“拥立之功”的名义，抢夺最高权力之位置，造成集团内部火并。历史上此类教训比比皆是，如张士诚称吴王、陈友谅称汉帝，都因内部不稳，抢权火并而迅速败亡。

可以看到，郑成功为了维持郑氏集团，必然以“严拒称帝”的姿态，向集团内部派系传递出“团结抗清”的信号。

当时，郑成功就是以“复兴明朝”大局为重的抉择，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推广中原农耕技术等举措，将各派系的利益与台湾的开发建设成功绑定，不仅成功避免了集团分裂，为台湾的初期稳定奠定了基础。

2 荷兰势力尚未完全退出东南海面

郑成功看到，虽然驱赶走了荷兰殖民者，但荷兰势力尚未完全退出东南海面，台湾仍处于强敌环伺的凶险环境中。

大陆方面，清军已占据中原大部分地区，正推行“迁界禁海”政策，切断台湾与大陆的物资往来；海上，荷兰殖民者虽战败撤退，却经常在在澎湖、台湾外海活动，伺机反扑；甚至台湾岛内，原土著住民部落与汉族移民的矛盾尚未完全化解。日本德川幕府则通过“唐船贸易”渗透台湾经济。

可以看到，当时台湾可谓是内忧外患，统治基础极为薄弱。郑成功如果称帝，乃是一种“引火烧身”的行为。

因为在清朝看来，郑成功保持“南明延平王”的身份，清朝武统台湾的军事行动，只能以“平叛”为名义。当郑成功称帝，清军武统台湾可谓是师出有名，借着剿灭伪朝的名义，发动倾国之力跨国征讨台湾。

在荷兰殖民者看来，荷兰人虽不承认南明政权，却无法否认台湾“曾属中国皇帝”的历史事实。如果郑成功称帝建立新王朝，荷兰可以借着干涉割据政权的名义，联合清军和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势力卷土重来。甚至可以与清朝联合，一起“剿伪朝”。

因此，郑成功称帝，郑氏集团将陷入了处在舆论的下风。因此，郑成功和后代郑经盘踞在台湾，采取不称帝也不降清的“政治模糊”策略——既不称帝也不降清，以“大明延平王”的身份维持军事存在，为台湾和郑氏集团争取战略缓冲期。

3. 台湾社会组织未成熟，无法支撑帝国运作

可以想象，如果在台湾建立皇帝制度，就意味着官制全面升级、税制扩充、军制重整、典章制度从无到有。但当时的台湾，不具备支撑一个“帝国”运转的行政基础。

因此，郑成功深知，称帝只是空架子，会拖垮明郑政权的本身和在台湾的根基。

三 为子孙留后路：不成帝，才有谈判投降的资格

郑成功不成帝，也是为给后代留下谈判的空间。当时，清朝廷对郑氏集团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一旦称帝，郑氏集团与清朝就只有一条路：死战到底！

但郑成功不成帝，郑氏集团多了几条路：

第一条，可以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不被孤立。同时，把自己作为明朝的延续者，获得海内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当形势不利的时候，也可以保留与清朝议和、归附的政治余地。

历史证明，郑成功不成帝的算盘是正确的：在1662年郑成功病重期间，虽然下令诛杀私通乳母，本来是延平王继承人的长子——郑经。

但历史事实证明，郑成功的极端举动，实质乃是震慑部下，确保权力能平稳过渡到长子郑经的手中，这一命令并没真正实行。

郑成功去世之后，儿子郑经继承延平王之位置，继续高举“反清复明”之旗帜，继续抗清，逼迫清廷多次试图招安。

当1683年澎湖海战，施琅率领清军攻下澎湖，郑克塽率领明郑集团部将集体降清，郑氏子弟仍得善终，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郑成功未称帝，为郑氏集团留下的政治余地。

投降之后的郑克塽，被赦免封侯，保住了大部分族人性命。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郑成功称帝，就相当于挑战清朝继续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清廷绝不会接受“投降不杀”方案，这一切都体现了郑成功的“政治远见”。

结语：

因此，郑成功在部将“劝进”的时候，拒绝称帝，乃是最深的政治智慧。从个人声名看，称帝当然风光。

但长远来看，郑成功不成帝乃是高明的政治智慧，是不给清廷灭绝的借口，不让刚收复的台湾陷入政局动荡的局面，为子孙后代留一条可进可退的生路。

郑成功一生的军事活动，虽然没有最终实现光复明朝的复国梦想，但收复台湾却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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